每一位教育家，都有屬于自己的人生軌跡和成長規(guī)律，都有獨樹一幟的學術建樹與治學風范。今年 93 歲高齡的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已經(jīng)度過了 78年的教育生涯：從小學教師、小學校長，到中學教師、教務主任，再到大學教授、教務處長、副校長、高教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直至成為名揚海內外的高等教育學家，他不僅著述等身，桃李滿天下，其足跡亦遍布大江南北、五洲各處他積極開展學術講座、交流與科研指導，在重要學術論壇與學術會議上發(fā)表演說。很多國內與國際學者紛紛著書，評述其學術思想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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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育生涯的起點是小學教師，曾擔任復辦后的廈門大學附屬小學第一任校長，直到耄耋之年，還親自指導中小學的教育科研。

潘懋元出生于廣東省汕頭市揭陽縣的一個貧苦小商販之家。小時候的潘懋元在家隨兄學習識字，八歲入私立東海小學讀書，后在汕頭時中中學（四中）、海濱中學（僑中）就讀，參加青抗會革命活動；1941 年秋，潘懋元考入廈門大學，主修教育學，輔修經(jīng)濟學；他在中學時就兼任平民夜校教師，大學時更是兼任當?shù)刂行W教師和中學教務主任；1945 年 7 月畢業(yè)后，他先后在江西省于都縣、南昌市的中學任教，并兼任教務主任。

1946 年 12 月，廈大附小復辦，其前身是“模范小學”，作為當時廈大教育學院的實習基地，廈大許多教職工的孩子就讀于此，其中就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其父楊武之曾在廈大任數(shù)學教授。20 世紀 90 年代，楊振寧造訪已經(jīng)改為“演武小學”的廈大附小，談過這段往事。

復辦廈大附小，誰出任首任校長？時任廈大校長汪德耀對此頗為重視。當時的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推薦了時任江西某所中學教務主任的潘懋元。就這樣，汪德耀聘請潘懋元為教育系助教兼廈大附小校長，籌備復辦工作。

當時任廈大附小校長并不容易，潘懋元在《廈門教育》雜志上著文《廈大附小散憶》，回憶過這段將近兩年的廈大附小校長經(jīng)歷。

首先是師資問題。廈大前校長薩本棟教授規(guī)定“夫妻不能同?！?。潘懋元堅持這種規(guī)定，認為一批教授夫人在附小任教很不好管理。他向汪德耀校長說：“教師，要由我聘；聘書由你來發(fā)，我副署?！睆亩@得了聘請教師的自主權，通過各種渠道聘來了一批好教師。

其次是用什么樣的教育理念來辦學的問題。潘懋元對杜威的“從做中學”，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陳鶴琴的“活教育”等思想進行了深刻學習和理解，并將這些理念積極踐行于辦學實踐中，取得了十分顯著的辦學效果。

當時的廈大附小對學生進行德育，每個星期圍繞一個中心進行專題德性訓練和課外活動，設有愛國周、秩序周、禮節(jié)周、服務周、孝順周、仁愛周、勤儉周、整潔周等，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展活動，將德育理念生活化。小學生們還排演話劇，有模有樣、活靈活現(xiàn)的，也很生活化。

另外，每學期還有一次遠足活動和一次運動會，運動會不全是田徑比賽，還有爬山比賽、放風箏比賽等，頗具童趣。至今許多廈大附小老校友還記得他寫的《校歌》：“歌聲和海韻，我們的學校在太武山南、鷺水濱。沙灘上，拾貝殼，清風里，蕩秋千。做工，游戲，游戲，做工。好問力學，好動力行。循科學的大道，做民主的公民。歌聲和海韻，我們的學校在太武山南、鷺水濱。小社會，真生活，用腦多，用手勤。家庭，學校，學校，家庭。師長慈和，同學相親。循科學的大道、做民主的公民。”有一年他還到廈大附小，回首往事，與師生一起再唱這首校歌。優(yōu)美的歌詞，辯證的思維，無不閃耀著潘懋元對教育的深刻認識與感悟。

由此可知，潘懋元當時就萌發(fā)過“素質教育”的思想。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后期，我國教育界對“素質教育”爭論最激烈之時，他也依然堅持“素質教育”的理念，發(fā)表一系列文章，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素質教育”，并強調指出：“素質教育的提出，是中國教育界在教育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辈Α八刭|教育”的內涵闡述了自己的理解。

新中國成立后，潘懋元雖已卸任廈大附小校長，專心從事高校教學、行政與科研工作，但仍然心系中小學教育。

1952 年他從北師大學成歸來，在 20世紀50至60年代，多次來到廈門一中、雙十中學、五中、大同中學、實驗小學等學校，開展教育學講座。即使成為教授、教育家之后，他依然關注著中小學，牽掛著基礎教育的科研。1991 年，全國部分地區(qū)教科所所長在廈門召開協(xié)作年會。他親臨會議，作了題為“高校教育科研與中小學教育科研的關系”的精彩發(fā)言，竭力主張中小學應該開展教育科研。這對提升各地教科所地位、推進中小學蓬勃開展教育科研，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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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教學、科研、社會服務，高校的四項主要工作，潘懋元都干過，而且都干得好。他最感興趣、也是貢獻最大的還是教學與科研——創(chuàng)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體系，培養(yǎng)一大批高等教育學科專家與優(yōu)秀人才。

潘懋元回顧了兩次終身難忘的“失敗”之課。

一次是初為人師之時。15 歲的他，在小學上第一堂課就砸了鍋：事先他花了很多心思認真?zhèn)湔n，結果到上課那天，一上講臺就緊張，才講十幾分鐘就將備課的內容全都講完了，于是不知道接著講什么好。學生見老師無話可說，就在下面嘰嘰喳喳，打鬧起來，教室里頓時亂作一團。他站在講臺上，不知所措。然而這一次的“失敗”反而激起潘懋元立志從教的信念?！皠e人能當好教師，我為什么不能？”一股倔強的牛脾氣使他下定決心，克服困難。

另一次則發(fā)生在他 35 歲之時。當時，毛澤東主席發(fā)出指示，提出干部要變外行為內行，大學干部也要學點教育學。廈大邀潘懋元為全校干部和教師開設教育學講座。而他講的教育學，卻是中小學的教育理論，脫離大學的實際。教學效果不好，聽者很不滿意。

因為當時的教育學只是“普通教育學”，主要以中小學生為研究對象，而不是針對高校的。學生們也對此提出意見：“綜合大學不僅有培養(yǎng)中學教師的任務，也有培養(yǎng)大學教師的任務。留校當助教，就是未來的大學教師。我們學習教育學不僅要知道如何當中學教師，還要知道如何當大學教師?！?/p>

他也不斷發(fā)現(xiàn)大學教育確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比如，當時學習蘇聯(lián)以后，高校在各系設置專業(yè)，那么“專業(yè)教育”的性質又是什么？提倡理論聯(lián)系實際，大學教學中又如何聯(lián)系？教學與生產(chǎn)勞動存在的矛盾，又怎樣解決？如此等等，迫使潘懋元必須正視、思索與研究。這次失敗的經(jīng)歷，改變了他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向高等教育研究，走出一條高等教育研究之路，為開創(chuàng)科學的高等教育學科體系奠定基礎，為培養(yǎng)一大批高等教育學科專家與優(yōu)秀人才作出了杰出貢獻。

他與高等教育學研究團隊，創(chuàng)造了當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幾項“第一”：主編第一本《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創(chuàng)建第一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建立第一個高等教育學碩士、博士點，主編第一部高等教育學著作《高等教育學》開的。英國赫爾大學在授予潘懋元榮譽博士學位時，這樣評價他：“他是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他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特殊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體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他的努力、他的成績與智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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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門墻是教師最大的財富。回顧自己在三尺講臺上度過的歲月，潘懋元帶著滿足的微笑說：“我是‘播種者’，又是‘收獲者’，學生的成長就是我最大的收獲。”

回憶起多年前的經(jīng)歷，潘懋元深有感觸地說：“高等教育學者要善于從教育實踐中發(fā)現(xiàn)問題，并以教育實踐檢驗理論。只有經(jīng)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才是正確的?！?/p>

潘懋元十分注重學生們在學術上的建樹。他的門下有數(shù)以百計的碩士、博士生，在其精心培育與學生的自身努力下，其中有相當一批成為著名學者、教授、高等教育學各門類領軍人物和高校校長，以及教育行政官員。

2010 年 10 月，在慶賀潘懋元教授執(zhí)教 75 周年的聚會上，歷屆畢業(yè)生濟濟一堂，暢談科研教學之經(jīng)歷，抒發(fā)對老師的感激之情。當然，說得最多的還是老師的教學方法與治學精神。

“實踐”是潘懋元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他針對研究生的特點，創(chuàng)建了“自學——研究——教學實習”三結合的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在前兩個環(huán)節(jié)，學生不是放任式學習，而是帶著他安排的主題進行學習和研究。

“教學實習”環(huán)節(jié)，則讓大家把學習心得和體會拿到課堂上講，其他同學當評委來評析，并隨之展開討論。由于成效顯著，這一教學模式被推廣至校外。2001 年該成果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獲得的唯一一個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除此之外，他從 1986 年開始，在家中開設“周末學術沙龍”。20 多年來，只要潘懋元沒有出差，這個集思想、學術、生活于一體的沙龍就不會間斷。即使他搬家至離學校有 14 公里之遙的前埔小區(qū)，亦是如此。

每個周六晚上，學生們都會準時來到他家中。清茶一杯、點心幾樣，大家就在這樣輕松而溫馨的氛圍中暢所欲言。談論話題自由而廣泛，既有當前國內外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動態(tài)，又有高等教育的熱門話題。學生們受益良多，將沙龍奉為自己的“精神家園”，有的學生的博士論文題目甚至就來自于沙龍上的辯論題。

潘懋元還把沙龍慢慢變成研究生接觸外界的一個窗口，當一些教育界的學者、高校的領導、企業(yè)家、社會知名人士到他家拜訪時，他都在沙龍上把這些人介紹給研究生們，讓他們之間進行交流。一些著名外國學者、教授來廈大教育研究院訪問時，也曾到沙龍上與學生們見面。

潘懋元還將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到外地，當他出差講學時，都會把當?shù)氐摹暗茏印眰冋偌阶约旱淖∷k學術沙龍。在潘懋元的垂范下，年輕一代的博導們也紛紛創(chuàng)辦了各具特色的學術沙龍，這成為廈大教育研究院一道亮麗的學術“風景線”和一種寶貴的學術傳統(tǒng)。

我在潘懋元家見過學生盈門的場景，也見識過潘懋元因討論問題耽誤了時間而請學生吃飯，但沒有參加過他的“ 周末學術沙龍”。當我向他詢問這一創(chuàng)造時，他說：“ 說實話，這些都是從王亞南校長那兒學來的?！?/p>

王亞南，著名經(jīng)濟學家，《資本論》的翻譯者，1950 年任解放后廈大第一任校長。他非常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究，經(jīng)常邀請學生到他家討論學術問題。這種平和之風影響了潘懋元，他一直喜歡這種既有家庭溫馨又有學術氛圍的活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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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教育科研界，最亮眼的是元創(chuàng)造，最有價值的是理論創(chuàng)新。談起理論創(chuàng)新，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學》與自己的其他著述里如數(shù)家珍。

國內外有一批介紹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專著，我讀過的有挪威學者阿里·謝沃的《潘懋元——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加拿大學者許美德的《思想肖像：中國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以及中國學者王偉廉主編的《潘懋元與中國高等教育科學》，林金輝的《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等等。

這些著作從“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與教育內部關系規(guī)律理論”“高等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思想”“大學課程與教學論思想體系”“高等教育學分支學科思想”“學術風格與治學特色”等方面，較為全面地闡述了他的高等教育思想體系、學術貢獻與理論創(chuàng)新。

鑒于上述學術思想與觀點一時難以理解，筆者重點談他的“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與教育內部關系規(guī)律理論”與“民辦教育的思想”，這也是被譽為“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的潘懋元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

“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與教育內部系規(guī)律理論”，是潘懋元的主要貢獻之一。1980 年他在湖南大學為一批工科大學校長、教務處長講學時，第一次正式提出教育有兩條基本規(guī)律：一條是外部關系規(guī)律，一條是內部關系規(guī)律。

什么是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當時的表述是：“從整個社會來說，教育跟政治經(jīng)濟其他社會現(xiàn)象的關系，教育所擺的位置和在社會中所承擔的任務。社會主義教育必須通過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服務。社會主義教育必須通過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生產(chǎn)發(fā)展服務?！?/p>

什么是內部關系規(guī)律？當時表述是：“社會主義教育必須通過德育、智育、體育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p>

1983 年，他在編寫《高等教育學講座》時，對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表述做了一定的修正：“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是指教育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關系。這條規(guī)律可以表述為：教育必須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社會主義教育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相適應。

這里的適應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科學所制約，另一方面教育必須為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科學服務?！?或“教育必須受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所制約，并為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服務?！?/p>

潘懋元又認為，“適應說”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要主動適應，即高等教育要主動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二要多維適應，即指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是多樣的，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也應該是多維的，但最基本的是適應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兩條規(guī)律既密切聯(lián)系，也相互作用。內部關系規(guī)律的運用要受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制約，外部關系規(guī)律又必須通過內部關系規(guī)律來實現(xiàn)。兩條規(guī)律同時作用于教育。對高等教育而言，主動適應社會發(fā)展與堅持自身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是辯證統(tǒng)一的。

兩條規(guī)律的具體內容并非潘懋元的獨創(chuàng)與發(fā)明，“文革”前的教育學中就有這方面的表述。然而，兩條規(guī)律觀點的提出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討論，卻是他的創(chuàng)新。兩條規(guī)律的提出，尤其是教育外部關系規(guī)律，在當時的高教界引起一番爭論。

然而，不管爭論如何，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高等教育蓬勃發(fā)展，出現(xiàn)許多新問題，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回答。兩條規(guī)律則是重要的理論觀點之一。時至今日，這一理論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

此外，“民辦教育思想”又是潘懋元的一大貢獻。1986年潘懋元應邀參加在日本舉辦的“亞洲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的公立和私立體制——問題與展望”理論研討會。聽了與會歐美高校代表關于私立高校情況的報告后，他眼前一亮，腦中閃出一個想法：“中國能否發(fā)展好民辦教育？”

提出這個問題在當時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那時黨的“十三大”還沒有召開，對于所有制問題的探討還比較敏感，在教育這個涉及國家根本的行業(yè)里搞“私有制”，恐怕很多人會跳起來。

為了說服反對者，潘懋元采取了迂回策略，他首先對西方國家私立高校進行了深入研究，又認真鉆研了國家政策和改革傾向， 1987 年初發(fā)表文章指出：“教育的發(fā)展受教育外部規(guī)律的制約，教育體制改革一定受經(jīng)濟體制的制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變化，以公有制為主體，集體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共同存在——在私有經(jīng)濟基礎上，民辦高教在中國發(fā)展是可能的?！?/p>

此說首先破解了發(fā)展民辦高校的理論難題，為當時剛萌芽的民辦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然而，這種思想在當時，并未得到教育行政部門的認可與學者們的贊同。但潘懋元依然堅持著。

我清楚地記得，1990 年在廈門舉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qū)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成果鑒定會，他與郝克明、談松華、周貝隆等人擔任評審專家，會上他再次呼吁試辦民辦高校。

之后的 二十多年間，他為中國的民辦高教事業(yè)奔走呼號、探究鼓勵。我在廈門見到他三次參加民辦高教學術研討會，到好幾所民辦高校講學，參加開學、畢業(yè)典禮與學術活動。每次到場都有講話，而每次講話也都有新意，給人以啟迪。比如他認為，當時的獨立二級學院與民辦高校，是“在不平等的平臺上競爭”，要引起決策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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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懋元 80 歲高齡的生日紀念會上，賀詞說：“古語八十杖于朝，而潘懋元則是行遍九州萬國?！蹦陮镁叛员疾ú灰?，為推動高等教育學的研究與實踐不懈努力。

潘懋元一直用“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來自勉，實際上也是個“愛跑”的人。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仍拿出三分之一的時間奔波于全國各地。然而，奔波不是為了游山玩水，是為了教育，為了高等教育，為了高等教育學這項神圣的學科研究事業(yè)。

1964 年，潘懋元被借調到中央教科所（現(xiàn)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在中央教科所的幾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教育部的政策，結合當時的中心任務開展活動，所以經(jīng)常到基層做調查研究和收集資料。

其中有三次印象深刻：一是到天津，考察天津制藥廠半工半讀情況；二是到河北遵化，考察半農半讀情況；三是到山西，考察普通中學教學改革情況。

這些經(jīng)歷雖與高等教育無關，但使他形成了實地調研的習慣，開拓了教育視野，結交了不少朋友，對當時整個中國的教育狀況也有了大致了解。這是以前在大學無法經(jīng)歷的。

1972 年，他從“五七干?！?分配到云南，在云南的一年多時間，跑遍了云南七所高校中的六所，對當時云南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情況有了大致的了解，也為他以后對高教改革的思考，積累了一些實例材料。

1978 年以來，潘懋元在校內外擔任過許多職務，帶領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學術交流，還被全國幾十所大學和高教研究機構聘為名譽教授、兼職教授及研究員。

他經(jīng)常外出講學，足跡遍布全國大江南北，在五十多個城市留下了他拓荒高等教育研究事業(yè)的足跡。他從高等教育調查中敏銳地發(fā)現(xiàn)問題，進行研究，給眾多高校以理論上的指導與實踐上的幫助。

每次外出，總是風塵仆仆。為了給東道主省錢、省事、省麻煩，他不求住高檔賓館，不取高額報酬，甚至年事已高也不帶研究生相伴。

1996年我去南京開會，碰到他獨自到南京某高校講學，晚上到南京，次日講完學就回廈門。潘懋元多次參加或帶領代表團出國考察，先后到過港澳臺地區(qū)，以及日本、菲律賓、泰國、英國、新加坡、尼泊爾、科威特、美國、俄羅斯、荷蘭、挪威、立陶宛等多個國家，將中國的高等教育成果向境外推廣，促進高等教育的學術交流，為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打開了一扇門。

同時，他還對一些國家的高等教育進行研究，在比較中汲取營養(yǎng)，作為本國研究的借鑒。

2000 年，80歲高齡的潘懋元，還東渡扶桑，應邀赴日本廣島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兼任客座研究員，在該中心做研究工作，并為研究生開設“高等教育學專題”課程，影響甚遠。

20 世紀90年代，加拿大學者許美德就曾在《思想肖像：中國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一書中，記載了對潘懋元的訪談錄。新世紀初，挪威學者阿里·謝沃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創(chuàng)始人》更是全面記述了潘懋元的成就，并分別以中、英兩種文字出版，將潘懋元以及他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貢獻推廣到全世界。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民辦高校的蓬勃興起與民辦高等教育體制的形成和發(fā)展，證實了他的預言，也記載著他的不朽努力與顯著貢獻。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只要提起“先生”二字，大家就會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潘懋元。大家稱呼“先生”的時候，前面不帶姓，也沒有任何職銜，卻充滿了發(fā)自內心的親切和敬重。在廈大，一提起“潘先生”，從白發(fā)蒼蒼的老教授，到中青年教師與莘莘學子，凡知其名者，皆示敬仰之情。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潘懋元，這位中國高等教育界的“老驥”，中國高等教育學的泰斗，雖早逾九秩，仍充滿豪情。他說：“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切實擔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瞄準學術發(fā)展前沿，打開認識視野，拓展思維空間，既立足當代又繼承傳統(tǒng)，既立足本國又學習外國，大力推進學術觀點創(chuàng)新、學科體系創(chuàng)新和科研方法創(chuàng)新，形成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中國學派，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高等教育學科群?！?/p>